湖州织里事件_浙江织里“抗税”事件详细调查

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部，太湖以南，318国道以北的这片区域，史料中就有“遍闻机杼声”的记载，并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。如今，古老的织布机早已被童装厂轰鸣的机器替代。这里是中国童装名镇——织里镇。

长久以来，这个江南一隅的小镇并没有因童装的兴盛而被更多人熟知。2011年10月26日以后几天，这种情况被打破了。

织里群体事件

10月26日上午，织里镇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“社会化征管”过程中，上门征收的代征人员许荣泉因工作方法简单，引起一安徽安庆籍业主不满，双方发生***。

多位安徽业主表示，当事业主被打伤，官方则称，双方“互有推搡但均无受伤”。

但不论如何，晚上，自觉受到委屈的该业主集结了百余同籍业主到织里镇***讨要说法，引发众人围观，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。

开始，聚集人群并无过激行为。然而之后的一辆奥迪车，用它高速运转的马达将事件推向了最不愿看到的那一面。

晚上11点多时，一辆浙E牌照(湖州市车牌)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。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，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，不要撞到人。拍得越来越大力，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，突然加大油门，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。离车最近的一人被撞飞，驾驶员看到撞了人，急忙后退，慌乱中又从被撞的这人身上碾过。

奥迪车在众人的愤怒中逃脱，沿途又撞倒多人。

人群的不满情绪被引爆，他们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。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，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，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，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。

可以说是偶然，也可以说是必然，总之，***就这样发生了。

为平息众怒，织里镇10月28日发布公告称，“税收协管员许荣泉因工作不细，方法简单，经研究已予以解聘。”

但这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。10月29日，织里本地人开始组织“护厂队”，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。当晚，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，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“米娜阿奇”童衣厂遭到砸抢。

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，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，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，至10月30日，事件基本平息。

此事经网络传播，在社会上引起轩然***。事后，当地《湖州日报》报道称，10月26日，当地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“社会化征管”过程中，因个别税收代征人员工作方法简单，引起一外地业主不满，后致少数童装业主滋事，并逐渐演化成***，形势直到29日才趋于稳定。事件**有10人住院，其中两人伤势严重，一辆警车被点燃，一名民警、三名***受轻微伤。整个事件中无人死亡。

事起“机头税”

织里镇童装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，此后加速发展。如今，织里的童装市场占有率30%以上。当地人自豪地说，“全国儿童身上穿的童装四件里就有一件是织里造”。

织里镇建筑特色鲜明，一般以四五层楼房为主，且厂店结合——楼上为加工车间，一楼为店铺，展示自己生产的各式童装。这样的“家庭作坊”整齐划一，遍布织里。

官方资料显示，童装已成为织里支柱产业，并形成了“基础在一家一户，规模在千家万户”的块状经济特色。

大量外地人循商机而来，其中又以安徽安庆籍人为众。昔日小镇已变成庞然大物。如今，织里本地户籍人口10万左右，外来打工者则在20万以上，常住人口超过30万，远超一般规模的县城。

大量外来人口又促进了织里童装产业的繁荣，据最新官方统计显示，今天织里有12200家与童装有关的企业，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，童装配套企业4553家，童装规模企业47家。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，是浙江全省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经济产业群。

集群效应带来了大量的订单。一般规模的童装厂，通常三五天就要完成几千套的产量。但作坊式的童装厂不可能按时交货。于是，“夫妻队”适时而生了。

“夫妻队”多是由外地人组成的小作坊，他们在城乡接合部甚至农村租用民房，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，加工成衣后交回，计件赚取加工费。通常来说，“夫妻队”人均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千元，跟在厂里打工相差无几。

家庭作坊下还有更小的作坊，这就是织里特殊的产业形态。而后者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。

原先，这些小作坊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就可开工，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。除去水电租金等费用，一个作坊的年收入能达7－8万元。但随着作坊数量剧增，当地税务局开始对这些作坊征税。

从2009年起，当地税务部门向这些小作坊征税，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，这便是所谓的“机头税”；到2010年，按工作人数征税，每人征税300余元，按5人起征；从今年10月开始，每人征税额突然涨到了626元。同时，有人说，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。

此次翻番涨税之前，***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，仅靠税务部门的一纸通知，这使“夫妻队”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。另外，简单粗暴的征收方式更让他们愤怒。

事实上，“机头税”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，即非由税务部门，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，在具体征税过程中，操作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。一些征收人员在收取税款后，并不向业主开具正规**。在数额认定上也有人为弹性。“有的人给征税的人买条烟，也可以少交千儿八百元。”当地一名业主称。

另外，根据当地政策，“机头税”按5台缝纫机起征，这意味着如果一家“夫妻队”即使只有两台机器，也要按5台机器交税，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公平。但如若不交，征收人员便会采取“锁门”“恐吓”等“工作方法简单”的方式。

税收政策的轻率随意，加上“工作方法简单”，是导致此次***的直接原因。事后，官方也承认这点，今年刚刚开始的征税工作也被叫停。

织里之困

然而，梳理此次事件的种种因素可以发现，当地童装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，与低级加工制造的现实矛盾，是此次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。

不容忽视的是，处于税收灰色地带的“夫妻队”已经成为织里镇童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织里童装厂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务都交给了“夫妻队”。“没有成千上万个‘夫妻队’，织里的童衣生产规模不可能做到这么大。”一位童装企业主说。

但在有些人看来，“夫妻队”的作用是双面的。虽然其解决了一些童装企业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，但加速了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和招工难。

织里人慢慢发现，“夫妻队”的出现让工人变得更为浮躁。工作时间自由安排，还能照顾家人，加上可观的工资，这让工厂工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，于是更多的工人参与到“夫妻队”中去。而工人流失后，为弥补产能空缺，企业不能不求助于“夫妻队”。如此下去，恶性循环。

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，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。

此次事件中，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织里的街上，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。“‘夫妻队’工资每年都在涨，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，机工也要100元以上，石狮、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，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？”

除了用工成本的上升，织里面对的更大的困境是，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，恶性竞争加剧。

人口超出小镇负荷，治安令人担忧；工资上涨，却年年缺工；市场竞争激烈，恶性竞争加剧。微小的变化每天累积，织里经济社会格局逐渐发生分化，并终于在此次事件中集中爆发。

转型之难

的确，大量存在的小加工作坊致使正规童装企业陷入招工难、不停加薪的怪圈。

现如今这种集聚度散而弱的产业格局，直接导致了信息、技术、市场等资源难以共享和规模效率低下。
湖州市经委早就进行过调研，报告指出，“织里大多数企业均属于‘弱、小、散、差’之列，企业生产以贴牌代生产和相互模仿生产为主，集中在产业链底端。”
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织里童装的优势也不尽如人意。织里童装业用地约合1.2万亩，每年税收总额是1.73亿元，算下来，每亩上交的税收每年1万元多一点。而当地的上市公司栋梁新材每亩土地每年创造税收为18万元。另一家大型纺织企业，每亩土地最高时创造税收74万元，平常年份也有三四十万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当地***大幅提高了对小加工作坊的征税额度。

相关人士认为，***有借“税收杠杆”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，借此将“夫妻队”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。

群体事件的突然发生，让当地***感到有些猝不及防，这背离了他们的初衷。

其实，近年来，当地***一直在谋求对织里童装产业提升，希望能够通过扶植大企业来带动产业升级。

近几年，织里镇每年拿出1000万元，作为做大做强做优产业扶持基金。建设织里中国童装城，打造童装及面辅料展示配送中心、提供配套服务的商务科技中心。同时，湖州市还成立了29个行业协会，引领小散企业的发展。

***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
几年前，今童王老总濮新泉就发现，一次拿10万块钱货品的客户越来越少了。在一个县城服装商场，今童王的一个柜台秋冬装订货达到25万。而当他正为自己的业绩感到满意时却发现，不远处的巴拉巴拉，一年订货额竟然有108万。

在2007年，今童王下定决心开始品牌经营。两年之后，就在全国开出了120多家连锁门店，2009年在全国已开设了300多家。

如今，今童王已经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。企业实力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。而在其发展过程中，***的相关措施是必不可少的。

现在，织里童装企业的品牌意识较以前大大增强。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在品牌上发力。如今，除了“今童王”、“小猪班尼”、“芝麻开门”、“赛洛非”、“青蛙王子”、“小霸王”等品牌组成了织里童装的门户梯队。

榜样的***下，织里几乎每个厂都有自己的牌子。织里的童装产业，在转型升级的路子上已经迈开了步伐。

虽然织里童装业虽在不断扩大，但“到目前为止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只有一家，2000万元以上的20家左右。”更重要的是，品牌的影响力仍旧缺乏。

由此看来，织里童装业的转型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。(服装界)